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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人伊譬鸠鲁就提出：国家是人们根据相互约定建立起来的，法律也是人们彼此约定的产物。
但无论从逻辑来看，还是从历史事实以及现实和未来来看，法律实践都始终是法治实践最坚实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支撑，也始终都是法治实践的主干部分。[8]而这种研究又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通过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等来加深对法律的实践属性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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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oseph Raz，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pp．10-11。所以，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内容就是依据已经经过法律的思想实践检验的各种相关的法律工程模型，从伦理道德的良善、价值层面的公平正义、社会层面的合乎情理、操作层面的可行、经济层面的高效等方面，从对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定型化与未来引领考虑，从国内和国际、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以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为重点，综合考量包括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政策、语言、技术等多种多样的社会因素，予以重组或者修正，使之得到现实化和具体化的规范与制度表达。通过反思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法律实践的利弊得失而对未来的法律实践进行思想与观念设计，从而完成对人的理想法律生活状态的思想与观念构思，乃是法律实践思维和法律实践思维方式的内在使命与责任。在人的维度上，存在着自然人个体与人类全体、人的多种多样的组合群体、多层次多性质的社会组织与机构等复杂的向度。[35]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看，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实践无疑孕育和催生了法律理论，也因此而成为法律理论的土壤与产床。
第四，法律实践是有目的的理性活动。但是，除了法律实践，近年来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概念即法治实践。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是在寻求一种客观中立的仲裁（共同信赖的第三者的仲断权），而是在与他人争讼时寻求更有权威、有势力的"在上位者"的庇护、支持。
不可让其有什么"权利"。）这种"人民观"，也就是认为人民原本是没有理智的愚民，不能自然为善，必须由圣贤去管治、引导、教化，然后才可能摆脱"趋恶"的自然之势而走向良善。因为一切市民都假定为人格平等且自由自主，因而没有任何人被假定为有公正无私德高望重足以断决纠纷的家长制权威。""体"即礼教之秩序。
到了卢梭，正式将前人的主张归纳升华为系统完善的"社会契约论"。这些归纳，我认为基本上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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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亲属）名分面前无是非"。（注：《醒世恒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68～170页。家长治家及管教子孙、裁决争讼，当然很少会学究式地引用某条家规家法为根据，当然会更多地依据圣贤道理、情理。（四） 中国法系的亲伦精神，我们更可以从中华法系特有的"家长制审判模式"来认识。
）认为圣贤应"以身作则"，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圣贤为后世确立了法则。"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欧洲中世纪尚且如此，单独的民法典、诉讼法典、商法典的出现都是中世纪晚期乃至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甚至还可以对被害人用刑，以逼其讲更多的情节。还有"贝壳放逐法"的司法方式，全城邦公民以集体表决的方式决定被告的罪与罚，这是一种重大国事案的"全民共审"制。
"各打五十大板"是指在判决中一般不让诉讼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感到大获全胜或纯获收益，必须让双方都在诉讼中感到有损失，不过损失有大有小而已。这不止是对被告，有时包括对原告、证人、仵作乃至参与缉捕的衙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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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的"伦"有千百种，但根据生活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亲属、宗教、市民、政治等等不同种类的"伦"，因而"伦理"也可以分为亲属伦理、宗教伦理、市民伦理、政治伦理等等。反之，法官怒斥被告为"贼子"、"逆子"，亦即训斥"刁民"。
并且，我们真正可以说，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直到清代，康熙帝的《圣谕广训》仍明确法律的任务是"讲法律以警愚顽"。这大概正是在家庭或亲属圈内的一般情形。这种推想又反过来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其国家和法律的性质与进步。在家伦理看来，只要敢于争吵，不思谦让以息事宁人者，就违背伦理。）卢梭说："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他的全部权力都建立于法律之上。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判决书，其判决依据，不是曰"依××律××条"，而是"礼曰"、"记曰"、"书曰"、"诗曰"、"春秋曰"之类。"（注：《西方法律思想史》，77～78页。
仲裁审判权威，只能出自市民的选择。"伦理"，就是人际关系应有之理，就是所谓"义"、"宜"、"谊"。
市场规则必然是市民公意的结合，这种公意当然应凌驾于任何单个市民的私意私权之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市民，他有智慧，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该拿什么产品来与他人交换。
这种研究，大概也只有在与其他法系伦理精神的更认真比较中才能深入一步。"（注：西塞罗《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95页，99页。不过，我总是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一针见血地准确把握中华法系与西方法系，印、伊法系的根本区别所在，不足以让我们把握中华法系的特有精神。古罗马法学家肖里拉斯认为："法律与习惯的权力都是从人民而来的。
所谓"伦"，就是人际关系。法律既是君主意志，由君主制定，那么君主眼下临事所作的裁决也是法律的一部分，甚至更有权威性。
因为人民是群氓，是愚昧无知的"婴孩"，在大圣大贤出来教导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为一己私利互相争斗乃至残害。一是依亲属名分服制断案，诉讼"凡宗族亲谊，必须问明是何称呼（谓），系何服制"。
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基本上不外那么几项，不过说法不同而己。（注：《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 （三） 中国法系的亲伦精神还表现在君长为至上权威的法律观上。西方法的国家与法律起源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社会契约论"。第三，审判程序完全是家长式的。两种不同的国家与法律起源论，显然是中西两种不同的伦理观的体现，或者说是家庭和市场两者的分别推演的结果。
在家内，家长权至上时也是如此。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甚至证人、鉴定人（仵作）都必须跪着回话。所以，无条件受治受教是子弟婴幼在家的最大的义务，施管施教是父兄最大的责任。
在家庭式亲属圈中，家长订立家规家法，子孙卑幼谨守家法、俯首受治。）海瑞痛恨也没有办法，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和事老人"式的判决比比皆是。